中美关系大事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更新于:2015-12-16      浏览 1506 次

作者:佚名   信息来源:中国网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

 

  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尼克松看到,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没有戴帽子。旁边站着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姬鹏飞外长等。

 

  当尼克松走到舷梯快一半的地方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还。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此时,尼克松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显得很激动,说道:“总理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周恩来说:“总统先生,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的国家访问。”

 

  电视镜头一直对着这个历史性场面,并通过卫星将这一实况传到全世界。

 

  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所以机场的欢迎仪式非常简单。没有欢迎的群众,没有令人兴奋的鲜花彩带,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轰隆作响的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作为第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多少有点失望,不过,在军乐队高奏起《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客人在主人的陪同下检阅350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时,尼克松感受到元首级礼宾的气氛,并显得特别激动。

 

  接着,周恩来和尼克松一同进入一辆挂着帘子的防弹高级红旗轿车。在离开机场时,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汽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在18号“元首楼”前停下,尼克松、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就住在这栋楼里。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则被安排在不远处的一栋稍小的6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就住在那里。

 

  稍后,周恩来总理及夫人邓颖超在18号楼的会客厅里招待来访的美国人。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元帅、姬鹏飞外长和乔冠华副外长。

 

  吃过午饭后,尼克松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总统先生,毛泽东主席想见您。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

 

  “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就走。你在楼下等我一会。”

 

  对于尼克松来说,与毛泽东会谈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那么快,内心充满了难以抵制的喜悦。

 

  5分钟后,尼克松、基辛格乘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新华门,一直开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毛泽东的书房。这里陈设简单,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堆放着书藉。

 

  见尼克松一行进来,毛泽东在秘书的搀扶下站起来,面露微笑地迎接尼克松。当两人握手时,毛泽东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随后,毛泽东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松开了握着的手,然后众人分宾主坐好。

 

  基辛格又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班上的学生研读您的著作。”

 

  毛泽东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连忙接着毛泽东的话说:“主席的著作失去了一个国家,改变了整个世界。”

 

  “我未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已。”毛泽东虽然说话比较慢,但思维很敏捷。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同时挥动了一下手,“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并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题,而是接过毛泽东的话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您叫他什么?”

 

  当翻译把尼克松的话译完后,毛泽东轻声地笑了起来。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

 

  毛泽东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要长得多。”

 

  当话题转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的前任总统把您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与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指的是约翰逊总统。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不过,我们对你们的前任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都不大喜欢。这中间有过8年的共和党总统。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事情想清楚。”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了解到,有多年时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接受的。使我们聚在一起的,是承认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形势。在我们方面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对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思想很活跃,而且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这次谈话本来估计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谈了1小时。尼克松看得出主席很疲劳了,于是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主席露出了笑容。

 

  尼克松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说,“还有匪帮,都在打倒之列吗?”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尼克松接着说:“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毛泽东又转了个话题:“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是吗?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但是尼克松却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毛泽东很客气地说道:“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谈。我这里只谈哲学问题。”

 

  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陪客人走到门口。看得出,他是拖着脚步慢慢移动的。他对尼克松说:“我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尼克松说。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中国政府在几小时之内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

 

  这次重大的历史性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机敏,富有哲理而幽默,善于驾御全局。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反对“霸权“等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了出来。几周之后,当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细心研究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后来他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

 

  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一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谈。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一行。尼克松夫妇、基辛格等由周恩来陪同坐在主宾席的大圆桌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为客人们演奏了美国名曲《美国的阿美利加》,这种热烈的场面通过卫星传递在美国早晨的电视节目中实况转播,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周恩来在祝酒时说:“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在祝酒时说:“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起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结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而在尼克松及其随员去参观游览时,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和乔冠华副外长逐字逐句研究推敲即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其中,最棘手、最困难的是台湾问题。

 

  中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的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觉得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应承担义务,保证台湾享有独立国家生存权的权利,因而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美国却坚持声明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具有一项连续性的义务。

 

  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把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谈判,就台湾问题最终形成了以下协议: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2月26日凌晨2时,中美联合公报的全部文本落实了,基辛格、乔冠华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就等着公布了。

 

  然而,就在尼克松总统一行上午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完刚打印出来的公报文本,就大为不满。这固然有对公报本身的观点分歧,但更主要的是由白宫与国务院越来越深的矛盾引发的。国务院对尼克松、基辛格背着自己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本来就有意见。这次对未让其参加公报起草小组也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刚到杭州,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这份公报不理想,并交给尼克松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认为公报应该加以修改的地方的清单。共有15外。

 

  尼克松接过那份清单。本来,他可以一口回绝罗杰斯等人的无理要求,但考虑到国内还有一股政治势力,因而不想把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搞得太僵。在晚宴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我已批准了公报,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又要单方面提出修改,中国人将会怎样看我这个总统?”尼克松近乎嚷了起来。

 

  “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全世界都在等着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呢。”基辛格忿忿地说道。

 

  尼克松不停地来回走着,他处于两难之中。

 

  基辛格当然理解尼克松的处境,于是建议说:“总统,您看是不是晚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能否在部分内容上满足国务院的要求?”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基辛格说:“亨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宴会之后你再去找乔先生谈谈吧!”

 

  乔冠华听了基辛格的话后严肃地说:“博士先生,修改公报之事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周总理。”说完就走出房间。

 

  周恩来总理听完乔冠华的汇报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又将烟放在烟灰缸上,说道:“你说说你的看法。”

 

  “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不能答应。他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乔冠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章含之向我汇报说,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对已达成的公报大发牢骚,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还要闹一番。也难怪,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但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却未能去,他肯定憋着火。而且尼克松执政后,国务院和白宫一直有矛盾。”周总理向乔冠华介绍着情况。

 

  “总理,那我们同意作出修改?”乔冠华试探着问。

 

  周总理望了望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我们同意作适当修改,但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于是周恩来总理立即拿起直通毛泽东处的红色电话机,汇报了情况,并得到了指示。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乔冠华说:“主席指示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得到指示又回来和基辛格磋商,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凌晨两点,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次日清晨,双方首脑批准认可。星期日中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又在上海花了两个兰小时再次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列举了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肯定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之后,强调指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外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同意,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往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和解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和西欧实行缓和,迫使日本急切地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终于推动日中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如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说的,他对中国的7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摘自《中国外交秘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