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西坡:我与我的评论

更新于:2016-05-10      浏览 981 次

 

来源:搜狐评论

 

多年以后当我回望2015年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一年是一个最初不起眼日后却越来越显重要的转折点,也可能觉得这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身处历史之中的我,现在还看不分明。

 

1.十年京华一梦醒

 

2015年年初,我离开待了十年的北京,毅然放弃马上到手的“买不起房”的资格和“摇不上号”的资格,那是外地人连续五年社保才能换来的荣耀。在春暖花开的苏州,提前几个月来打前站的老婆正在等着我。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后来每次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北京的地下通道、公交站等平淡无奇的景象时,胸腔都会起伏不已。

 

我不愿意承认内心对北京的怀念,因为记恨北京排斥外地人的严苛政策。就在几天前北京积分落户政策出台时,我还应约写了篇《北京积分落户这根胡萝卜,有多少驴子能吃到?》。在我看来,即使“用尽毕生考试的技巧、花尽祖孙三代攒下的家底、耗尽祖坟冒青烟留下的运气”,也未必能如愿通关,因为“300万人口的“天花板”注定了这游戏有多难。然而怀念北京不等于怀念北京的政策,那里毕竟有我的十年青春和大半个朋友圈。

 

出京之前我写了一篇《我的前半生》,以《一次卖艺又卖身的自媒体实验》为题发在了我的微信公号“毒舌的毒”上。因为我是裸辞,当时也没有做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的准备,所以这是一篇求职文。我把自己从大学开始的选择和经历和盘托出,期待能找到伯乐。当然这种一厢情愿的主意多半难以遂愿,于是我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毒舌的毒”在长江沉船事件发生后,由于“大量用户”的帮助,被永久封号。最后一篇文章是《有人负责歌唱,有人负责死亡》,没成想自己才是负责死亡的那个。近两万名关注者和上百篇文章一起烟消云散,这件事让我感到文字在这个时代的易朽。有一次我想找一篇以前发过的文章,发现电脑里竟没有存档,于是我凭着仅有的印象去网络上搜索,那心情简直就像孩子被拐卖的父母,终于在一名网友的博客上找到,如获至宝。

 

2.君到姑苏间

 

“卖身”不成,沦为自由职业者,我却没有失落而是欣喜。无他,自由职业恰符合我惫懒的习性。刚来苏州那段时间正赶上草长莺飞的江南最美时节,每天写作之余看书,看书之余闲逛,闲逛之余发呆,发呆之余思考。

 

没有了上班打卡的束缚,远离了文化中心,反而能更清楚地反思自己。每日规律地上下班乃至加班,未尝不是以战术上的勤奋代替战略上的偷懒,尤其对创造性的工作而言。

刚离开北京时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趁着有大把时间系统地阅读一批严肃的思想性书籍。不限定领域,但必须是经典的、信息量大、能启发思考的书。自从2012年入职新京报评论部以来,三年左右的职业时评生涯已让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竭泽而渔。

 

写作好比一场远征,读书便是补充给养。所谓“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没有源源不断的补给,写作将变成自我重复,言说将变成唠叨。与一般的写作者不同,评论人在长征过程中还要持续短促突击。“每役必与”是基本的,有时一场战役要参战若干次,比如天津爆炸、长江沉船这样的重大事件。有大新闻才好做评论,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之一种。

 

朋友问,这样下去你不会有危机感吗?危机感时刻都有,尤其是成为无业游民之后。连续几天没有编辑翻牌子,会忧虑生计;写得太频太杂,会忧虑成为不自知的万金油;写完网友叫好,会忧虑是否不经意迎合了受众;写完网友骂娘,这个倒没什么可虑的。

 

时不时的,还要被迫解答“批评者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这个终极问题。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农民从来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种粮食,工人不需要解释上班有什么意义,偏偏写作者总要解释自己为何存在。有时是别人问,你很难三言两语解释清楚评论这个行当;有时是自己问,唯恐自己成为不创造价值的寄生虫。

 

其实寄生虫哪有那么容易当。一无权无势,二无依无仗。后来我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答。我靠什么活着?写评论。编辑为什么约我写评论?因为报纸有评论版、网站评论频道。为什么有评论版、评论频道?因为读者需要看。把评论理解成一种产品,把编辑理解为产品经理,那么我就是最开始那个码字工。码字工不是贬义词,只是客观描述而已。如此一分解,就不需要再自我怀疑。

 

不过偶尔也需要开启一下上帝视角。从长远来看,我从不忧虑评论这个行当会有被淘汰之虞。国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公共时政写作最重要的支撑。这是大势,不因短时的口袋松紧而改变。阵地会转移,但经得起检验的观点永远都有市场。

 

3.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前两年做编辑约稿的时候有一种感觉,现在评论人队伍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老一代评论人要么已退出战斗,要么随着职务的提升写的越来越少,最近开网店也成了潮流,而新一代评论人并没有形成规模。很明显,在这个“融资”“估值”“A轮”“B轮”才是主旋律的时代,评论这个行当对年轻人没有多少吸引力。

 

常听人说,十年前都市报刚兴起那阵才是评论的“黄金时代”。翻一翻当时的报纸,确实有这种感觉,当时的评论视野都比较宏阔,启蒙色彩很重。许多文章现在的报纸可能已不方便发表,其实发出来也未必有当时那种激动人心的效果了。

 

想起一个故事。某天,编辑转给我一则读者留言,她先是表达了对我文章的喜爱,然后说,“请问西坡老师是属于大叔级的还是爷爷级的?”这个故事固然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可以说是夸我文笔老辣不像88年的,但更多的意味可能是外界普遍认为做评论的都是老头。

 

2015年,评论遇到的挑战必须包括微信。与其说微信冲击了传统评论的影响力,倒不说微信让评论人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在营销号、地域号、八卦号、养生号的包围之下,时政类的公众号并没有多少存在感。那些我们自我感觉不错的评论文章,传播范围

却很难超出媒体人的圈子。

 

我们要找到听众,首先要找到自己。

 

评论需要改变,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刻意讨好年轻人,尤其是用一些网络流行词就觉得自己接地气了。也不应该无条件向“10+”的微信文章学习,那是自乱阵脚。评论应该永远做舆论的引领者,而非跟随者。如果引领引领着突然发现已经没人在后边,那当然可悲;可如果屁颠屁颠跟在舆论后面,固然可以赢得一些叫好声,却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多元的观点市场,评论人的本质就是观点生产者。

 

时评八股文早就应该抛弃。千文一面,千人一面,没有网络它们也早晚令读者厌烦。归根结底是因为时评八股是一种无主体、无受众的文章,表达者的定位是模糊的,一会是假装指导政府如何施政的国师,一会是假装为民请命的“社会良心”。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受过教育的民众可以为自己代言。还有一种文章,是电影《一步之遥》中讽刺的“公众姿势监察官”,总是致力于挑剔别人的逼格,而不讨论真正的问题。

 

记得有评论人感叹,写过几年评论,发现天底下已没有新鲜事,似乎所有的问题自己都已给出过高明意见,但到头来一件事都没有按自己的心意改变。他是在表达文字之无力与痼疾之难治,其实“一支笔写出新社会”本来就是文人的自负和天真。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可谓“一言而动天下”的代表,但若没有蔡锷拥兵云南,也推翻不了复辟帝制的袁世凯。

 

文章当有益于社会,但功在长远,变在人心。还好我有这份自觉。

 

 写作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专长,至少我实现了“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个愿望。写了这几年之后,我没有收获指点江山的豪气,也并不觉得自己曾误人子弟,有时候我们是观念的传播者与普及者,有时候我们只是帮读者更准确地读懂新闻。在写作、阅读、爬梳新闻的过程中,可以丰富并改善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与这个国家的认知,这便是最大的收获。至于自己能改变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做自己的事,让别人去盘点吧。

 

 

责任编辑:王晓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