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方朝晖:东亚民族为什么会神化“祖国”(上)

更新于:2016-04-11      浏览 2031 次

来源:腾讯网

 

 

 在东亚历史上,一旦民族概念诞生后,“祖国”立即变得十分神圣。于是在东亚,正像家族不可以被批评或指责、只能被无限赞美和感恩一样,祖国也不能被批评或指责、只能被无限赞美和感恩。

 

  在一种无意识心理需求的支配下,从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都打扮成爱国的典范;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祖先自古最热爱和平,历来都受人欺压;对于自己祖先做过的可能是伤害外族的行为,包括侵略或欺压等在内,则讳莫如深。

 

 以下是正文内容:

 

 一、家族主义思想可能与现代东亚民族主义深刻相连

 

 蔡孟翰先生最近深入地分析了东亚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作为西语nation的对应词,东亚各国所用的“民族”概念,“实出自宋代以来之宗族论”。

 

 他发现,中国历史上与封建制度深固相联的宗法传统中的大宗思想,在现代早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最后由留欧归来的会泽正志斋(1782~1863)系统阐述,经过穗积八束(1860~1912)等人的系统、完整阐发,而正式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流播到中国、朝鲜、越南等地,并被广泛接受。

 

 

 

 不管如何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早期文献中“族”用作“丛集”时,主要限于物;而用于人时,主要指血缘共同体,如金文、《尚书》《左传》《诗经》《国语》《礼记》等早期文献中的“九族”“七族”“三族”“五族”“乃族”“公族”“王族”“族人”“族类”“邦族”“宗族”“国族”“合族”“收族”“绝族”“无族”等术语。《左传·隐公八年》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明确以血缘亲属为族。

 

 二、孙中山和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形塑 对黄帝始祖的重新确认

 

 虽然古汉语中早有“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在中国则于1837年首见,正式流行是1900年以来的事情。古人虽有宗族概念,但不曾以一国之人合称为“一族”。古人所谓“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浪漫想象。以一国之人合称为一族,乃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所致。即:既然“天下”已分裂为“万国”,那就只能认同一国;既然“天下”不能为“一家”,不妨以国为家。以一国为一家,即以一国为一族,此即“民族”或“国族”(孙中山常采后一用法)。总之,民族也罢,国族也罢,其实质是把传统的宗族或家族放大为涵盖一国之人。

 

 

 例如,在梁启超1902年对“民族主义”下过的、可能是最早的中文定义中,即以“相视如同胞”为民族主义之重要特征,透露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应包含共同血缘的家族概念,故“同胞”“侨胞”“台胞”之类术语今日亦常见于官方话语。

 

  如果说西方原生的民族主义以公民或市民为基础,东亚后起的民族主义则以家族或宗族为基础。东亚民族主义“家族化”特点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对于始祖的重新确认。这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放弃众圣、树立黄帝为始祖,以及日本人放弃吴泰伯、改立天照大神为皇祖,朝鲜人放弃箕子、改立檀君为始祖,越南人放弃炎帝、改立雒龙君为始祖这一共同现象。

 

 


 

 既然是一家人,怎能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呢?即使没有,也要人为造出来。当然始祖必须是“本族”的,不能为外国人,否则何以显示本族与外族的区别?诚如蔡孟翰所言,“在19世纪末以前,在东亚思想史一般的认知里,很难想象所有的民是同一族,因为,民有百姓,既然有百姓就是不同族”。

 

 

                                                             责任编辑:赵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