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聂树斌案 ”中看司法

更新于:2016-12-24      浏览 751 次

 作者:黄慧娟

 

 近日,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沈阳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无罪。长达21年后才给出聂树斌一个交代。

 

 1994年聂树斌被抓捕归案,1995年被执行死刑。在这一年之中,聂树斌案件的审理,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审理、一审法院的审判、二审检察机关的审判等等审判、审查。历经了如此多个审查、审判环节,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妇女罪,看似顺理成章的案件,本应就此结束,然而,2005年事件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2005年,王书金落网,主动供述称自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这引起了人们对于聂树斌案的质疑。同期,河北省的公安厅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调查复核。经过十一年复查,在2016年6月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提审聂树斌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于是6月时此案在多地进行了巡回审查、审判。

 

 如果没有王金书的落网,谁还会对聂树斌案产生怀疑呢?谁又能还聂树斌及其家人一个公道呢?如今聂树斌虽得到了公道,但逝去的生命终究不能重来。

 

 

(图片源于网络)

 

 他就这么被冠上的法律名号给扼杀了,谁能来承担这一过错。不可否认的,最大的过错者就是审理、审查此案的人员。可是事到如今,还未曾见到河北相关的部门进行追责行动。据

新华社报道,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五天的询问笔录、案发之后前五十天内多名重要证人的询问笔录,以及可以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全都缺失。不知是因为历史的久远而缺失,还是有人在聂树斌案的复查、复审中为了阻挠查案,掩盖真相,故意而为之。

 

 也许当时的司法机关也应当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聂树斌案发生的1994年正是处于中国严打刑事犯罪的重要时期。整个司法机关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采取“从重从快”的态度。这一“重”和一“快”也许在无意间造成了执法者的心理严重畸形化。在聂树斌案存在“三不能确认”的情况下,执法者仍然判定了聂树斌死刑。

这一案正是体现了我国的司法制度重实体法而轻程序法的运行轨迹。执法者更在意“如何去打击犯罪”,而忽略了“怎样去认定犯罪”,即程序法被执法者淡化了。而美国却与我们截然不同。

 

 中国的“佘祥林案”与美国的“辛普森案”,两个案件都是被告者涉嫌杀害妻子而被指控杀人罪,并且在证据方面都没有直接证据,都是通过间接证据证明案件。只是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佘祥林被判为“有罪推定”,而辛普森被判为“无罪推定”。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呢?

 

 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证据最为重要。辩方律师对警方和检方提供的间接证据进行严格的审核,发现破绽百出,难以证明辛普森是凶手,从而得出结论,辛普森未必是凶手。陪审团只能根据宁可放走一千个罪犯,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司法原则,判定辛普森无罪。虽然因证据不足放走一个坏人很危险,但美国人更愿意选择程序公正,更相信因证据不足而发生“错判”的不好的制度比“错放”的个案更可怕。中国人却是选择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而不放过一个罪犯。倘若中国能够程序法和实体法并重,聂树斌冤案和佘祥林冤案也就不会发生了。

 

 中国的刑事司法观要转变,应该程序法和实体法并重,而不是忽视、淡化程序法。司法要审慎,执法人员的素质要提高,中国的司法制度也要做出相应的变革,如建立死刑案件再查制度等。这样一来,造成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21年的冤屈,消逝的生命,不得安息的灵魂,家属的悲伤。总总都需要有人来承担,不要让追责石沉大海。中国的司法制度也需要迈向更高的阶梯。

 

责任编辑:陈安林